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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安旅行社

家在何方:中间道路评析

2016年09月15日 04:55 来源:张家栋 教授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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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家栋

2014年底的一天,我来到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走访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藏人市场。当听说复旦大学的教授来了,很多藏胞围了过来。有商人,也有附近一所大学的学生。从藏胞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一丝忧虑和游移,也看到了渴望与期待。随后,一位藏胞把我带到一个宾馆,负责打理宾馆的是一个年轻的藏族小伙。他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只有十几岁。由于父母对达赖喇嘛的崇拜,他几岁时与襁褓中的妹妹一起,被人带过喜马拉雅山。与那些与在中国的家人有联系、有家庭归属感和经济来源的同龄人相比,他对家人没有任何记忆。为了供养妹妹读书,他十几岁就开始工作,成了异国他乡一片孤零零的落叶。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忘记他那双忧伤的、与年龄完全不相称的眼睛。那位自愿为我们导游的藏族商人无奈地告诉我,政治人物只会组织我们参加反华抗议,组织我们翻过高山,但对我们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并不感兴趣。随着中国的发展,他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想回到中国,但身份问题难以解决,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如愿。独立的道路走不通,但通过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他们能回到家乡吗?那个被很多人吹捧的“中间道路”,能解决流亡藏人的诉求和问题吗?一个既得不到藏人支持、也不得中国中央政府认可的倡议,仅仅依靠少数达赖集团“精英”的推动,能够成功吗?

1、 中间路线只是达赖集团的权宜之计,并非达赖集团长期坚守的政策

首先,中间道路是达赖集团恐怖暴力活动失败的产物。与国际社会对达赖集团“和平、非暴力形象”的认识相反,达赖集团曾长期坚持武装暴力路线。自1959年开始,在美国等少数国家的支持下,达赖集团曾长期坚持武装暴力活动并受到专业的叛乱知识与技能培训。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美国逐渐停止了对达赖集团武装斗争的支持,达赖集团被迫改变“斗争策略”,响应美国提出的“主权外交”理念。在此背景下,“中间道路”在1987年达赖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上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散发的“七点新建议”基础上形成。十四世达赖在1974年就提出了“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但这也是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后。很显然,达赖集团并非天生和平、非暴力,是暴力路线走不通的结果,并非其本意。   

其次,达赖集团对中间道路的坚持已有多次反复,很难被信任。当然,对于达赖集团的“弃暴从良”,中国中央政府是欢迎的,并在此基础上与达赖的代表进行了多次接触与谈判。但是,达赖集团以中国国家可能崩溃、政治制度可能根本改变为前提,提出很多无理要求。1988年4月,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会见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时首次提出要通过“中间道路”来解决所谓“西藏问题”。但很快,达赖喇嘛就错判了局势,不断发出与中间路线不一致的声音。1989年西方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十四世达赖后,达赖集团的气焰进一步高涨,预言“5年之内西藏独立会实现。”。1990年9月,达赖对荷兰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获得自由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希望,给了我们新的勇气和力量。”1991年达赖宣称:“3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1992年1月,达赖说:“中国5至10年内肯定会发生变化,西藏独立的愿望完全可以实现。”1992年达赖在《3·10声明》中说:“在流亡中,我们也正在为未来的一个有着充分民主的西藏奠基……准备好接管西藏政权。”1993年,达赖更宣布不与“不稳定的中国政府”接触,并中断了与中央政府接触的既定渠道。1995年,达赖喇嘛又预言:“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我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治更加稳定,达赖集团非常失望,被迫与中央政府进行接触,但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独立主张。2008年,达赖私人代表提交了一份《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声称这是“中间道路”的最新版本,“西藏流亡政府”是世界上所有藏人的“代表”,应当享有同中国政府平起平坐的权力,提议由达赖派人同中央共同组成班子,对中国宪法进行“修改”。

正是因为达赖集团这些不切实际的想象与要求,关闭了与中央政府谈判的大门。事实上,达赖集团从来就没有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诚意,只是利用这些接触,来维持自己的和平非暴力形象而已。

2、 中间路线违背国际社会的共识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和重要国际组织的共识。但是达赖集团的中间道路,核心前提是以主权国家身份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谈判,试图以从不存在的“主权”来交换所谓的“自治权”。事实上,这是达赖集团为在“条件成熟”时重新公开打出“西藏独立”旗号埋下历史和法理依据,是变以前的武装暴力独立,为现在的和平渐进式独立。这与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普遍认定,是相违背的。

中间路线甚至还违背当今世界的政治实践。根据藏独组织的设想,不仅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不能保障西藏的权益,就连美国和欧洲式的民主政治也不能保护西藏的权益,因为不能防止“多数暴政”(the majority tyranny)。在达赖集团所支持的“中国联邦”想象中,大西藏将保留外交和国防以外的所有权利,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就连军队,当西藏和平区建立以后,也要撤出。这种政治模式,在从美国到欧洲的任何西方国家中,都不曾出现。很难想象,在美国的任何一个邦、在法国的任何一个省,可以完全独立于国家的法律和行政体系之外。换句话说,藏独集团想获得主权国家称号以外几乎所有主权国家的权利,“真正自治”(true autonomy)其实就是“事实独立”,是要建立一个“准国家”(pseudo nation state)。

中间道路不顾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中间路线所要建立的包括全部藏人的真正自治,其实是要求中国政府将包括西藏和青海全部,四川的两个自治州,甘肃和云南各一个自治州交由达赖集团统治,总面积占到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自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一直到195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拉萨政府从未把自己的行政权施加到整个藏区。一个民族的全部成员建立一个国家或一个省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实践上也有不可能。如果要强行这样做,所带来的肯定是更大规模的冲突与动荡,甚至是流血与牺牲。

达赖集团有意或无意地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之中。很多藏独分子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独立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只是受到中国的强大压制,很多国家不敢公开、正面表达。但事实上,从美国到欧洲国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中国可以欺负的,也没有一个美欧国家会在西藏问题上屈服于所谓来自中国的“压力”。并且,美欧国家早就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上世纪50年代时,中国还很弱小,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国际政治权力。那时的中国,也与美欧国家总体上处于敌对或不友好的状态。美欧国家既不需要屈服于中国,也不需要讨好中国,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基于一个基本事实: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一点,达赖集团似乎并不愿意看到。

3、 中间路线鼓吹宗教原教旨主义

中间路线的一个理论基础是西藏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要绝对保留,不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浸染”。但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文化群体之间都是互动的,藏传佛教本身也是在中国文化、印度佛教和本土本教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不同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就没有西藏的今天,也不会有达赖喇嘛。

在解放之前,青藏高原海拔高,交通困难,与内地交流规模和程度都非常有限,西藏宗教文化的发展与演变速度也比较慢。但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不管在西藏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用什么样的统治方法,西藏都不可能维持所谓的传统时代。强调宗教文化的独特性而不是共通性,本质上是在鼓吹宗教原教旨主义,是打着和平旗号的“圣战士”。

并且,达赖集团所想要恢复的美好时光,对于广大藏民来说,一点都不美好。在解放军进藏之前,广大藏民不仅没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甚至还没有思想自由。底层民众完全被宗教上层所控制,失去自主思维的能力。直到今天为止,哪怕流亡在外这么多年,受到世界文化如此长时期的熏陶,很多藏人还是离不开达赖喇嘛的“领导”和“指示”。那些所谓西藏文化“独特文化”的代表,不仅剥夺了广大西藏人民的财产还剥夺了其生命,不仅占有了底层信众的现世还想占有其来世。这种黑暗状态,远远超过了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与当今世界主流政治价值,无论是与中国的还是与欧美的,都严重违背。

这一旧宗教文化,不仅违背现代政治原则,甚至也违背佛教的宗旨与教义。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初衷就是促进一个“众生平等”的世界,而不是要搞一个凌驾于众生之上的等级制宗教体系。但可惜的是,出于浪漫主义想象而产生的对西藏旧宗教文化的盲目崇拜,使得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在西方世界所长期坚持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等基本政治原则。

4、 中间路线违背当前国际社会鼓励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流

当今世界的主流是鼓励各文明群体的对外开放,鼓励不同文明群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相互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实现世界的共生状态。但是,达赖集团一方面高举跨宗教交流的旗帜,组织“汉藏对话”,但又在“中间道路”中图谋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的“大藏区”,试图割裂西藏民众、西藏宗教文化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中国主流群体之间的天然联系。一方面,藏族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乃至与世界宗教文化的联系是现实存在的,也是割不断的。中间路线的无理要求,其实是逆潮流而动。另一方面,中间路线中所包含的藏传佛教独特论或例外论,既不符合事实,也给广大藏族民族带来更多风险,达赖集团自己也做不到。

西藏拥有独特的宗教文化,应该被保存下去。但应该被保存的,是藏传佛教中的一些精华,而不是包括落后、愚昧和迷信在内的“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种文明不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产生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是基督教还佛教,都是一样。所有文化,包括其政治、经济和语言特征,都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会被抛弃。甚至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欧国家,其文化和宗教也越来越具有非西方、非基督教传统的内容。所有文明群体都是在互动中求生存,都要主动从其他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群体中获得承认与营养。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群体,不在于其自身封闭,而在于其与其他文明群体的积极互动能力。中间路线所设想的西藏宗教文化独立王国,其实是要把西藏割裂出世界文明主流以外,最终不仅难以保存自己,反而可能更加快速的衰亡。

事实上,反华宣传成为达赖集团存在的精神食粮,阻止藏族民众与广大中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流与互动,成为主要手段。尤其是流亡群体中,达赖集团长期致力于反华、反共宣传,努力在民众心目中维持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恐惧,并不断煽动、制造一些事件来巩固这种恐惧与仇视。这种作法完全违背当今世界包容、和平的主流。

5、 中间路线鼓吹“大藏族主义”

“中间道路”的一个隐性前提是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认为由于人口劣势,藏族与汉族无法平等相待。但事实上,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大多都与主体民族关系良好、休戚与共,并不存在大小民族不能平等相待的现象。

中间路线在本质上是鼓吹民族例外论。中间道路的前提是藏族民众与其他民族、尤其是与汉族无法共同生活,所以只好高度自治,最好是独立。为达此目的,达赖集团在国外努力阻止流亡藏人融入国际社会,寻找正常的生活;在中国国内,达赖集团则不断挑起藏民族对其他民族、尤其是对汉族的仇恨。

中间道路其实是在鼓吹大藏族主义,漠视其他民族的基本权益。在达赖集团所声称“所有藏族人民置于一个单一的自治政权之下”(autonomy for all the Tibetan people under a single administration)将包括的区域内,现有各族居民2000多万人,其中藏族只有600多万人,约占30%左右。据达赖1987年向美国国会的报告,至少要驱走750万汉人,超过藏族民众的总量。“中间道路”试图以占30%的藏族人口,主宰其他70%各族人民的命运,其“自由”精神和“平等”意志,荡然无存,基本上是法西斯主义的观点。

在本质上,中间道路是西藏上层优越心理、主人意识的体现。达赖集团其实是在贬低广大藏族民众的能力,以广大藏族民众的代言人和保护者自居。藏族民众有足够的能力与其他民族共处、共同竞争。目前,藏族工商人士不仅在西藏、在内地也发展良好。至于藏独组织所努力反对的“大汉族主义”,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在中国,从宪法到日常行政措施,没有任何法律和政策,是基于“汉族”身份制订的。而基于少数民族身份的特惠法律和政策,倒是有很多。

小结

因此,中间道路,在本质上既不“中间”,也不“温和”。广大藏民,尤其是流亡藏民,事实上是达赖集团用来要挟国际舆论和中国中央政府的筹码。广大藏民虽然信仰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藏传佛教,但并不自动代表着他们真的赞成达赖集团的政治主张。那位在班加罗尔自愿给我当导游的藏族青年无奈地告诉我,他在藏人儿童村读书的时候,经常被动员起来参加反华游行。他们反过江泽民,也反过胡锦涛。其实,当时他还很小,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中国领导人是谁。老师让去反,那就去反呗!沿着达赖集团的中间道路,那位愁眉不展的藏族小伙,很难找到自己的家,也很难踏上回家的路。

政治人物斗法,与生民何干。看来,建立一个超越政治与宗教局限性、以人为本的框架体系,是解决达赖集团问题的关键,也关系到广大藏民的长远利益。

(作者系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仇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