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万字长文：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能否实现良性竞争
在2020年余下的时间，美国外交举措必然要受到大选因素影响。经济衰退、两党极化、种族等社会问题和特朗普本人极富争议等现象，使得美国内持续动荡，政治争斗和民情撕裂的程度高于以往。针对“中国威胁”的炒作进一步向“高政治”辩题发展，强硬势力会更加卖力地激化与中国的矛盾，不能排除利用各种借口发动激烈攻势和采取激进举措，中美关系的形势会更加严峻。
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都是下一阶段双方决策层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探讨的。看美国对华态度的演变趋势，在如何实施新战略上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上的推动力：一股力量以华盛顿右翼为主导，主张对抗和“全面打压”中国，不断挑动争论，包括用“国家安全关切”和“政治分歧”等引领议题，极力减少双方各领域交往和持续推动“脱钩”；另一股相对理性的力量也是存在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希望保持务实关系，督促中方修正自己，改变“违规”和“不公平”做法。特朗普政府过激的对华政策措施对美自身的伤害日益显现，因此，虽然后一种观点常常被更加高调和尖锐的对抗声音所遮蔽，但是并非没有广泛和沉默的支持者，将来随着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其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
对中方而言，如何应对美国的竞争挑衅，如何准确判断世界潮流，并且能顺势而为，对内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进程不被打断，对外赢得和保障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和平与合作的环境？如何赢取更多国家对中国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有效争取和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受严重干扰？这些都是摆在21世纪历程途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选择，将很大程度决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毋庸讳言，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调整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在前述两个方向的选择中，前者意味着正面对抗，意图将两国关系拖入恶性竞争的轨道。若此，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很难不受到大的冲击。一旦中美滑向局部乃至全面“脱钩”，美对华采取极端行为的顾忌就会减少，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难度也会增加。第二个方向看似缓和，但是顺此发展下去，不能排除美方会持续提高要价，所谓“合规”的压力从经贸领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将中国规范为美国治下的新全球体系的一部分。
需要认识到的是，历史人物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能低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刻意误读、误判中国和由此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的伤害，甚至会让两国关系一时偏离正确轨道。但是，我们也不必高估他们改变历史潮流的能力。正如习近平主席讲到的，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习近平还指出，我们应该把握时代大势，客观认识世界发展变化，以负责任、合规矩的方式应对新情况新挑战。
鉴此，我们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认真的思考和设计，主动提出自己的选择和方案，既能够切实维护中国根本利益，又能解决美方合理关切，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毕竟，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息息相关，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为此，两国领导人曾经达成的构建“稳定、合作和协调的中美关系的共识”，应是思考和设计两国关系具体路径的根本指导。
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经过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权衡，形成“竞合”关系，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同时能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在具体问题上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多领域和全球事务中开展合作。最终实现这种大国良性竞争新型关系的前景，需要双方认真做出努力。然而，目前美国在官方层面不仅这种意愿比较小，反而在加紧向相反的方向使劲儿。因此对中方来说，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难度和阻力是非常大的。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几个月，美方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的改变，接下来中国的选择和作为将对中美关系能否走向正确方向更具塑造力。
明确站位，大胆博弈
我们需要学会从相对平视的角度观察和处理对美关系，客观和冷静地评估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善用对未来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塑造力，须以足够的自信、定力和韬略同美国这个老道的大国打交道。中美关系的更新和调整，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艰难博弈过程，好的结果是不可能求来的，只能通过艰苦斗争、大胆博弈和主动协调来赢取。
在现阶段的中美博弈中，中方需要更多地从积极的角度发挥引领作用，尽可能多地注入理性和务实的成分。
可以考虑主动进取，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开拓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的合理关切，累积经验和条件。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一个成功案例，虽然双方都没有实现所有的愿望，但是结果惠及彼此，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远。这个协议在执行中难免遇到困难，尤其在当前气氛恶化和疫情持续的环境中，阻力和压力必然增大。但是，放弃协议带来的风险会更大，协议的有效落实才能避免两国关系更快下滑。协议中涉及的许多问题，亦是中国的改革中需要解决的。
中国坚决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安全，反对任何干涉国家内政的企图。同时，中国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更不会重蹈“美西方”向世界推广自己价值观的窠臼。要实现新时期的大国关系稳定，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就行为边界和底线形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需要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恰当的利益交换的能力和习惯，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安全利益和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安排。
中国的海上力量在成长，其意图和目的必然是美国等其他海上传统力量关注和应对的新问题。我们需要在西太平洋维系力量存在并建立有效威慑，通过必要的维权行动、积极的沟通磋商、务实的海上合作和专业有效的风险管控，实现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地区和平的责任。为此，须使我国的防卫政策和目标更加透明，让各方切实了解中国军事安全的合理主张和底线。
国际战略界也关心中美能否通过谈判构建军事力量和平共存的战略均势。虽然目前缺乏谈判的气氛，但是中美作为亚太两大主要军事力量，双方在战略安全领域建立对话渠道尤显重要。应开辟有效和多层沟通的管道，同时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避免发生误判。另外，中方虽然不参加涉及美俄双边问题的核裁军条约谈判，但一直是国际军备控制体系重要成员，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机制，在国际上有良好口碑。中方在这方面可以更多地主动作为，例如推动有核国家接受中国提倡的“不首先使用”原则等。
中国人关心和擅长的，主要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例如在科技这个新的博弈前沿，需要将美方施加的巨大压力转化为激励自强的动力。可以充分利用当今世界全球科技的开源知识环境，努力提高创新能力，补“短板”以增强在技术、元件上的自给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增“长板”，提升向世界科技进步提供支撑的能力。唯有更好地维护我国在世界科技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维系全球体系的健康成长，才能真正打破“脱钩”和分裂世界的企图。还应坚定和及时地采取“反脱钩”策略，在各个领域都执行坚决维护和增进交往的政策，各部门都多做“挂钩”的事，不做和少做会进一步导致“脱钩”的事。
我们需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明确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体系维护者和改革者、完善者的站位，坚持高扬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的旗帜，用中国的“进”应对美国的“退”，用维护和平、促进增长的行动，对冲美方的破坏性举动，维系经济全球化的势头。面对后疫情时期世界发展难题和矛盾增加的局面，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做第三方工作要切实以发展彼此互利合作为目的，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大方向，而不需要形成中美争夺第三方的零和局面。
在全球问题上，当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领域减少投入之际，世界多国都期待中国能发挥领导力。我们需要调动各领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为解决世界性问题发挥作用。目前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国内已构建起政府与智库的有效合作机制和政策储备手段，无论是在官方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与国际社会保持着比较好的互动，体现了合作的力量。可以此为蓝本，在涉及反恐、防扩散、禁毒、跨国传染病防治乃至人工智能治理、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上，培养官方和智库的有效合作，鼓励拓展国际对话渠道，不断提升向世界提供有效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国际传播领域，我们需要增强有效传播的能力，包括鼓励和动员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和渠道，积极培养人才，改善和增强中国国际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向国际信息库提供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和资料，让世界更多地从中国人这里获取而不是从间接渠道得到中国信息。此次美国大选，共和、民主两党都在用中国议题竞选，通过炒作“中国威胁”“中国挑战”来拉选票，这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但另一方面，从传播逻辑的角度看，外部的高度关注也为中方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国知识和信息提供了窗口，如果有效和合理利用，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乃至国际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想法。
总之，中国已经从力量偏弱的国家，成长为拥有较强力量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进入一个需要在新的实力基础上和更广阔的利益平台上运作内政和外交的时期，对美关系的处理也需要反映和适应这种变化。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一直试图论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最近他在把研究重心转向为避免冲突提供解决之道，发起了一项名为“寻找应对中国挑战的大战略”的专项研究。这样的研究在美国并非仅此一家。中国的战略界是否也需要行动起来，研究“应对美国挑战的大战略”呢？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