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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确诊新冠患者已超4000万 如何应对全球第二波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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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给出的依据是:年老体弱者感染新冠后死亡的概率比年轻人高一千多倍。对于儿童来说,新冠的危险性甚至要低于包括流感在内的许多其他流行性疾病。

  库多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结论来自他依据武汉数据的一项研究。利用武汉早期数据是为了更好地反映采取社交隔离措施前新冠病毒的真实传播情况。

  《备忘录》则提出,没有证据表明年轻人自然感染后对新冠病毒具有持久的保护性免疫,一旦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地方性传播将给高危人群带来更大的风险,而且这种策略不会终止新冠的大流行,而会导致复发性流行,就像许多传染病在疫苗诞生之前的情况一样。这也将给经济和医护人员带来无法承受的负担。此外,人们对二度感染的频率尚不清楚,虽然目前仅有极个别案例。

  “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危险谬论。”超过4000名专家这样抗议道。对美国而言,陈希说,这种策略的缺陷还在于没有考虑到年轻人中高比例的肥胖症人口。理论上,达到群体免疫需要一个地区60%~70%的人口获得免疫力,但这指的是健康人群。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在20~39岁的青年人中,患肥胖症的比例约40%,在40~59岁的中年人中,肥胖比例为44.8%。而已有的医学证据表明,肥胖者感染新冠后进ICU的可能性比正常人高74%,死亡可能性也高出48%。

  “虽然很残酷,但美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健康人群来抵御新冠风险,这种情况下,如何来达到群体免疫?”陈希说。

  此外,这种策略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正如美国的“抗疫队长”、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所说,认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老年人”的想法是非常荒谬且不合理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事实远远不是如此。任由病毒在人群中不受控制的传播,会扩大已经很严重的社区传播,造成更多老年人死去。在《宣言》发布后,福奇马上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发表了上述言论。据媒体统计,截至8月底,在美国因新冠而死亡的事件中,有42%发生在养老院和照料老人的护理机构中。

  《备忘录》还强调,越南和新西兰等国的经验已经表明,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可以控制传播,使生活恢复到接近正常的水平。这些证据已经指向一条非常清晰的路径:在生产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前,控制新冠在社区的传播是保护社会和经济的最佳方法。“我们不能承受取消限制措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备忘录》这样写道。

  实际上,《大巴灵顿宣言》与《约翰·斯诺备忘录》的针锋相对,也是两种防疫思路的交锋,一种希望尽可能放开,另一种认为加强管制更有必要。在首次复工前,各国都曾在两条道路间摇摆不定。现在面对第二波疫情的到来,选择变得更加困难。从《大巴灵顿宣言》引发的种种争议看,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超出预期。其本质仍然在于,如何在保护社会经济和实现防疫目标之间更合理的权衡?

  支持管控的《备忘录》签署者们也承认,持续的限制已经导致了广泛的士气低落和公众对政策的信任度下降。“因此,面对第二波疫情,人们对群体免疫产生了新的兴趣。”《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细节决定防疫成败

  “让病毒自由传播,与彻底关闭我们的社会,都不是一个选择。”在10月12日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例行新闻会上,世卫总干事谭塞德这样说道。

  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助理教授迈克尔·迈纳认为,肯定不应该再次采取“一刀切”式的一般性封锁。即使单纯从抑制病毒传播的角度看,封锁政策对控制新冠而言也“太迟钝了”,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迈纳与他的同事、哈佛经济学教授、曾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的詹姆斯·斯托克共同研究了第二波疫情之下,不同程度的封锁会对经济和防疫带来怎样的影响,为此构建了三种模拟情景。

  在第一个情景中,不采取任何封锁措施。但上一波封锁带来的疲劳麻木心态,使人们在对日常防护措施的实践时放松到大流行前的水平。经预测,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将在1月猛增到45万。预计到今年年底,失业率将达到7.5%。

  在第二个情景中,美国各州州长封锁了大多数企业,但没有实行日常防护措施,结果显示,仅使死亡人数减少了37.5万,失业率却上升到15%。

  在第三个情景中,企业保持开放,但在美国疾控机构的指导下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比如保持足够的测试,及时隔离,采取特殊措施保护老年人,这些措施阻止了第二波疫情的大规模蔓延。结果显示,这种策略是最优的,死亡人数仅为16万,失业率降至6%。

  “我们的模拟结果表明,封锁经济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只会造成失业,但不会阻止死亡。”Mina说。

  专家指出,在迈纳等人构建的理想模型中,第三种情景的策略是当下各国应该采取的第三条中间道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和防疫效果。现实中,很多国家采取的策略都是这个模型的变种,但从客观的防疫结果看,差异很大。

  成功与否的核心在于细节的执行程度。比如,口罩是否佩戴?人们是否严格遵守社交距离?大范围的日常快速检测是否实现?是否能追踪到每一个密切接触者以及保证有效的隔离?有没有严格执行公共场所的卫生防护措施?

  这些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迈纳指出,令人惊奇的事实是,过了这么多月,美国人仍在讨论戴口罩的必要性,一些州允许大规模聚会。更重要的是,美国对病毒的测试仍然严重不足。

  实际上,美国疫情在经历了6、7月的波峰后,在8月已开始稳步下降,从此前的每日新增接近7万降到3万左右。当时如果能把疫情控制住,把社区传播链切断,这一波秋冬疫情本来不会如此严重。“但美国错过了最好的防控期,”陈希感慨。

  此外,美国这一波疫情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德国一致,都是年轻的感染者居多,但与德国的成因不同。与德国的聚集性传播主要发生在酒吧不同,在美国,校园中感染的年轻人很多。

  陈希指出,大学复学的条件必须是充分的检测,比如他所在的耶鲁大学强制所有学生每周必须进行两次检测,但大多数学校只测试感到不适而主动申请的学生。但他也认为,耶鲁的经验难以复制,原因不仅在于其资金充裕,更重要的是,学校决策层重视公共卫生,现任耶鲁校长彼得·萨洛维就在公卫学院兼任教职,因此对校园疫情防控非常关心,且尊重科学。

 

  失灵的“刹车机制”

  与美国不同,德国在检测、戴口罩、追踪等细节上在发达国家中都属前列,但面对第二波疫情,在调整防疫策略时,仍然遇到了挑战。

  10月1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召集各州州长来到柏林,举行一场面对面的会议。此举表明德国当下疫情的严重性。上一次当面会谈还是在3月12日,会上要决定德国是否要开启封锁。

  在讨论了八个小时后,联邦政府与各州对德国现有的防疫政策做出了几个“非常小的改变”,陆蒙吉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比如,在每10万人中一周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0例的地区,在室外的人群密集场合也要戴口罩,室内的家庭聚会也不能超过5人;在每10万人一周新增超过35例的地区,室内的家庭聚会则不能超过10人。

  此前,德国的防疫策略因其灵活的“刹车机制”而被赞誉有加。各州密切观察每10万人一周新增确诊的数字,如果超过50,就启动“紧急刹车”,适度收紧政策,比如缩短酒吧和餐厅的营业时间。

  英国同样采取分级疫情响应机制。在今年5月复工前期,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公布了五级警报体系,但到了10月14日,鲍里斯将五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封锁”,并称这是为了“简化标准,并在某些情况下加强限制”。不同等级之间的分类标准也是每10万人中的一周新增感染数。与德国相比,英国的阀门设计更高,为100例。但实际上,德国的人口总数比英国反而多出近两千万。

  陆蒙吉分析说,德国的阀门设计得更小,因而更灵敏,这次默克尔开会后将门槛下调到35例,说明政策更加细化,同时也说明政策的余地很小,只能在数字上进一步做文章。事实上,目前在德国的400个区中,超过50例警戒线的区就已有84个,但这些地区并没有采取过多的额外封锁措施。在德国这轮暴发中,以小型的家庭聚会为主要源头,而执法机构无权进入私人入家庭监督。德国在封锁和放开间灵活的动态调节机制看起来有些失灵。

  陆蒙吉进一步指出,对英国和德国这类已经采取了分级防疫策略的国家而言,他们眼下的困境,不是在封锁和放开之间的游移不定,而是可采取的措施已经用尽,且从结果看,政策的执行力有限。联邦政府有限的中央权力,与西方民众对于个人自由与隐私的在意等多种因素,使得很多限制性措施都无法真正落地。面对第二波疫情,真正考验的是民众对政策的自主遵循程度。

  “在德国,85%的人都很自觉。他们戴口罩,减少私人聚会,严格尊重公共场所的防护措施,但即便只有15%的人不遵循规则,也会造成社区传播链的蔓延,而这部分群体中很多都是年轻人,这些传播是很难追踪的。”他说。

  经过了首轮封锁和复工之后,现在回头来检视各国防疫的优劣,陈希总结出更本质的三个标准:一是果断的政府决策,二是政府与公众之间有效的沟通,最后是公众是否愿意遵守防疫政策。这三点可以决定各个国家防疫的成败,而美国在这三点上做的都不好。

  对于全球接下来几个月的疫情走向,陆蒙吉预测,按这一波疫情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情况,到今年年底减弱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所有人都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二是要加强保护高危人群。

  对于疫苗到来后的世界图景,多位专家都表示,未来可能不会太乐观,但也无须过于悲观。由于疫苗会在不同人群间陆续分批接种,在至少两三年内,世界仍会在封锁和开放之间左右摇摆。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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