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张志刚：如何从世界宗教史规律理解“宗教中国化”？

 

　　我国政、教、学三界方兴未艾的“宗教中国化”研究及其实践，是合乎世界宗教史所普遍揭示的生存发展规律的。

 

作者：张志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千百年来各大宗教传统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得以生存发展，其首要前提或根本条件即在于，它们均能如中西方俗语所言，“入乡随俗”(Do in Rome as Rome does)，使其“精神的种子”落地、扎根、开花、结果，在保持其经典根据、基本信念、核心教义、礼仪规范的同时，普遍适应于不同的地域、文化、民族、国家和社会等具体氛围，且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其自身的本土化、本地化、民族化、地域化、处境化、时代化等。

 

比较宗教学家尼尼安·斯马特(Ninian Smart)在其名著《世界宗教》中提醒读者：当我们具体地考察诸多宗教传统时，像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切莫忘记它们的多样性或多元化。以基督教为例，尽管我们用“一个标签”来指称这种宗教传统，可事实上，基督教是形形色色的，只要列举其部分宗派便可以印证这一点：东正教、天主教、科普特教派、聂斯脱利教派、阿明尼乌教派、马多马教派、路德宗、加尔文宗、殉道宗、浸礼宗……以及许多新出现的、有争议的宗派等等。

 

斯马特以基督教作为典型例证，主要力求揭示这样几点：第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传统实际都是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它们就像生存于不同文化、民族、国家和社会氛围下的一个个“家族”，既共有同一“血缘”，又拥有各自的“亚传统”。世界史视野之下的各大宗教传统，其实都是由“多种多样的亚传统”构成的。斯马特仅用一例，便做出了形象说明：我们可以想想看，格鲁吉亚浸礼会的教堂建筑及其仪式，是多么不同于罗马尼亚东正教的教堂建筑及其仪式啊！

 

第二，虽然某种宗教传统的诸多宗派无不自称其信仰方式是最符合其家族传统的，但我们却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发现，不同的文化背景都为各种宗教传统增添了特色，例如，德国的路德宗不同于美国的，乌克兰的天主教不同于爱尔兰的，希腊的东正教不同于俄罗斯的……由此可见，宗教与文化总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

 

　　斯马特的“家族相似性宗教概念”，对于我们思索“宗教中国化”与世界宗教史规律颇有启发。如果说他主要是以“世界宗教比较研究”的视野来揭示诸种宗教传统的本土化过程及其发展规律，那么当代最有批判精神的天主教神哲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又译孔汉思)，则能给我们带来另一番理论启示，这就是以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的开放观念来重新反省“宗教本土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世界宗教寻踪》是年逾古稀的汉斯·昆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而经数年完成的书稿。研读这部雅俗共赏的力作，令人最有感触的是，这位博识世界宗教历史与现状的神哲学家，在多个相关章节里一再反省了他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传统的本土化问题。

 

例如，远溯“基督教希腊化”时期，汉斯·昆认为，基督教是随着宗徒保禄在希腊的传教活动才成功的，因为在那里“希腊化的异教徒”首次被称为基督徒，并成立了教会。保禄书信是用希腊文写的，《四福音书》《宗徒大事录》，几乎全部新约经文也是用希腊文写作并传世的。正是由于这种本土化的努力，基督教完成了从“犹太基督教”到“希腊基督教”的过渡，从而使“一种与希腊文化和解的基督教”有望演变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一种可移植于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宗教”。

 

对中国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汉斯·昆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看法。汉斯·昆的确很重视这个问题。关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及其结局，他指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精通汉语，一身中国打扮，他们最初是以哲学家、道德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等身份出现的，采取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以寻找与儒家学术的接触点。例如，利玛窦将其传教内容与孔夫子的教导、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联系起来，便是明智的做法，赢得了一些士大夫的皈依。

 

但在洗礼问题上，利玛窦却像欧洲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一样固执，他要求那些皈依的士大夫与过去一刀两断，不但放弃儒释道信仰，而且烧毁佛像和祖先牌位，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而在利玛窦常驻北京、交游于士大夫阶层的同时，其他入华的传教团体却开始在民间大规模传教。这在中国人看来，显然是一种恶劣的两面派手法：面对士大夫，他们高谈哲学、道德和科学等；对于普通百姓，却传播令人费解的教条和神奇故事。当中国官方发现，有些百姓在外国非法传教团体的组织下形成了“天主教”，部分成员还参与秘密活动，便在1617年首次将传教士驱逐出境。

 

然而这一时期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失败，应首要归罪于罗马教廷。1704年，教宗克莱门十世颁令，要求中国信众彻底放弃中国传统礼仪，不能祭祖、祀孔，不能用中国传统概念“上帝”或“天”来称谓天主教的“天主”，否则将被开除教籍。这即是说，要想保持基督徒身份或成为基督徒，就必须放弃“做中国人的权利”。汉斯·昆认为，这种做法正是那个自以为代表天意、绝无谬误的机构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通过深刻反思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汉斯·昆得出如下结论：

 

只有真正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国的基督宗教才有前途：采取耶稣会士所采用的互补融合的方法……即实行真正的“地区化”“本土化”，或者说，使得基督宗教融合于中国文化土壤……

 

中国宗教史是世界宗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两位国际著名学者的研究范例足以表明，各大宗教传统的本土化、本地化、民族化、地域化、处境化、时代化等共相或共性，为世界宗教史所历来证实；而具体就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而论，这不外是指诸种宗教扎根于中华大地，融入中华文化传统、适应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种种情形及其发展过程，亦即“宗教中国化”。无论就历史还是现状而言，考察宗教现象、研究宗教问题、探讨宗教共性等，无疑均要认识并遵循诸种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显然意味着，我国政、教、学三界方兴未艾的“宗教中国化”研究及其实践，是合乎世界宗教史所普遍揭示的生存发展规律的。

作者简介：

 

　　张志刚，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等。曾任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法兰克福大学DAAD客座教授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学、宗教哲学、宗教文化、中西哲学与宗教比较研究、中国宗教现状与政策研究等。主要著作有《宗教学是什么》《宗教哲学研究》《宗教文化学导论》《宗教研究指要》《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宗教学前沿问题研究》《“宗教中国化”义理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