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记忆——文革五十年祭

　　1966年5月16日，是中国现代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5.16通知是文革纲领性文件，它的发布，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5月16日，是不能被遗忘的。

　　今年是文革开始的50周年。这场为时十年的文革，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是文革亲历者，当年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运动时，正值青春风华，如今，大家都已年过花甲，垂垂老矣。半个世纪的岁月磨去了我们很多的记忆，但文革的许多事情至今仍然难以忘怀。

　　今年也是文革结束的40周年。记得在文革结束那年，我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将来文革是否还会重演？结论当然是否定的。最近这些年，读了许多要求重新评价文革的文章，我确实感到了吃惊。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民主和法治开始完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人怀念文革？文革究竟是一场怎样的运动？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文革是我们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作为亲历者，我想有必要重新翻开这不堪回首的一页，就一些难忘的记忆，谈一点个人的感受和认识。

　　“停课闹革命”——“老三届”的劫难

　　1966年5月，我已差不多读完高中二年，虽然年龄不小，但仍只是一个懵懂少年，根本不懂得“政治”。当时学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以为就是一场关于“戏剧”的讨论，并没有认识文章所传递出来的政治信号。我们没想到，这场关于“戏剧”的争论，日后会卷起如此的惊天风暴。

　　5月16日，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通知虽然杀气腾腾，但我们还是不明白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哪些人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应试教育时代，学生思维很简单，就是“唯书”、“唯师”、“唯上”，中央文件没有作出明确说明，我们谁也不敢胡乱猜测。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也全文刊载了聂元梓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对于这张大字报，当时我们只是感到惊讶，仍然不知道文革究竟要“革什么命”？

　　真正触及我们灵魂的是6月13日中央《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这个“通知”直接关系我们的切身利益，它对我们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原子弹爆炸”。“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一些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如遭“五雷轰顶”，十多年“寒窗苦读”，大学梦本已近在咫尺，如今一下子变得渺茫了。当然更多的学生则是感到了欢欣鼓舞，尤其对于学业不佳者和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子来说，本是无望的“大学梦”突然有了转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确实充满了激情和狂想……

　　“高校招生推迟半年”，学校开始进入“停课闹革命”阶段。停课后的学生无所事事，只能一心一意“闹革命”。文革之初的学生就像“五四运动”的学生一样，每天上街游行，喊口号，接着是用红漆把街面涂成“红海洋”，再后来就是张贴老师的大字报，揪斗学校的领导……没有读书的压力，“革命”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宣泄。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这个标题是倒装句。“改革教育制度”是由头，目的是“搞好文化革命”。社论说，“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是按照常规进行升学考试，势必使教育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势必挫伤左派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助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气焰……”文革刚刚起始，党的喉舌便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目的就是激励学生争当“左派”。为了能成为“左派”，学生们争先恐后向毛主席表忠心，“革命”气氛开始越来越热烈。

　　中国近代史革命几乎都是从学生开始的，因为学生单纯，容易被利用，文革也是如此。从6月13日中央的《通知》开始，文革都紧紧围绕着中学进行，因为中学生的头脑更简单，更好利用。若干年后我们再回首，就不难发现当年那些精心设计的“陷阱”链，环环相扣，步步惊心。其实，所谓“教育革命”只是一个幌子，所谓“高校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只是一个诱饵，“停课”也只是手段，让中学生出来“革命”才是目的。

　　“停课闹革命”表面看，好像是学校的“教育革命”，实际上是文革的重要发动阶段。因为“停课”，学生无书可读，不让学生读书就能迫使学生走进他们事先设计的“路线图”。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学的“停课闹革命”，中学生就不可能走出校门；如果没有中学生走上社会，就不可能有后来疾风暴雨般的“红卫兵”运动和惊天动地的社会大动荡。

　　中央文件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可是半年后，高校招生并没有开始。“停课闹革命”对于很多学生而言，等于永远“停课”了，他们再也没有了在校学习的机会。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很独特的名字——“老三届”。高三是“老三届”，初一也是“老三届”。“老三届”是文革时代的畸儿。

　　“停课闹革命”是文革策动的关键，是我们对文革的最初记忆，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破四旧”—— 恐怖的暴力

　　“破四旧”一词，最早源于1966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破四旧”看不出什么问题，其实它的目的并不是“四旧”，而在于活生生的人，在于“牛鬼蛇神”。所谓“牛鬼蛇神”，是指“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

　　革命总是从社会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在新中国之后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从斗争“牛鬼蛇神”开始。“破四旧”运动与以往各种政治运动的最大不同是，以前是抓“地富反坏右”分子游街、扫地、修水库，还有“陪斗”，这次不是抓他们戴高帽、挂牌游街，而是对他们实施抄家和对他们全家人的人身摧残……对学生的暴力行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非但没有制止，反而继续“火上浇油”。

　　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公然对学生们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她讲话对学生起到了恶劣的影响。红卫兵从此有恃无恐，暴力越演越烈。8月5日，在江青“7.28”讲话后的第八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就被她的学生们活活打死了。根据现有资料，卞仲耘副校长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所谓“牛鬼蛇神”。

　　8月17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大字报。文革从“四旧”到“旧世界”，从“破除”到“宣战”……涉及面更广，火药味更浓，暴力倾向更严重了。此后，红卫兵竞相对“牛鬼蛇神”及其家庭人员进行了极其疯狂的“杀戮”。据官方统计，在那段时间，北京有11.4万户被抄家，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有1700 多人……读“文革被赶出北京10万人的悲哀”一文，你就会了解那些无辜者的悲惨命运。

　　8月23日，《人民日报》对北京红卫兵的“打砸抢”行为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为“暴力”喝彩，题目就叫“好得很”。在《人民日报》煽动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暴力行为被迅速推向了高潮。最残忍的暴力事件，莫过于北京大兴县对“牛鬼蛇神”的血腥屠杀。据有关资料，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见王毅的“灭绝性的大屠杀”)。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无法想象那让人感到无比惊悚的杀人场面，素昧平生、手无寸铁……面对这般柔弱的生命，他们怎样下得了如此狠手？杀人者都是中学生，小小年纪，他们怎么会变得如此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