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4月18日 06:32 来源：麻卓民（西班牙）
“破四旧”让历史文物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极其珍贵的文物都毁于红卫兵之手。文革后，文物专家们说：“破四旧”运动对文物的破坏程度远比“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要严重。我想，这是肯定的。“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是强盗，他们只是抢掠，抢掠的都是看得到的宝物；红卫兵是内贼，他们是彻底毁灭，毁灭的是所有看到和看不到的东西。因此，许多人在回顾“破四旧”运动时，都把红卫兵对文物的破坏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加重要？与人的生命相比较，那些“历史破烂”又算得了什么？我始终认为，“破四旧”运动最严重的罪行在于虐杀无辜的生命。
“破四旧”是新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最凶狠的“镇反”运动。无须任何法律手续，利用无知的“红卫兵”肆意残杀“阶级敌人”，“破四旧”运动制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恐怖的暴力事件。全国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家，被打死和被迫自杀的人数有说20万，也有说远远不止是这个数字。
“破四旧”运动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人生中犯下的第一个大错。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没有杀人和打人，但是，抄家、揪斗“牛鬼蛇神”和破坏文物的事情，几乎都曾参与过。
“文攻武卫”——悲情的“内战”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和北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有一段著名对话，毛主席听了“宋彬彬”的名字后说“要武嘛”。当时，宋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载于8月21日《人民日报》)一文中写道：“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君无戏言”，虽然后来毛主席又发出了最新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为时已晚。8月22日，“要武嘛”讲话后的第四天，北京市第三女子学校校长沙坪就被她的学生活活打死了。这些原本“文质彬彬”的女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白发魔女”。青春靓丽的女孩，竟然凶残杀害自己的老师？这种事情至今想起来，仍然让人不可思议。
9月之前，红卫兵“武斗”对象是“牛鬼蛇神”，9月之后，红卫兵“武斗”对象已是红卫兵“自己”了。9月下旬，我们青田“首批红卫兵赴京代表”途径金华时已被禁止进入市内，因为金华两派红卫兵已经爆发了大规模武斗。此后，学生武斗很快波及到了社会，各地工人、农民、机关造反派也开始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有了“工人阶级”参加，武斗更加惨烈了。
1966年12月30日，王洪文带领上海10万工人，制造了著名的“康平路事件”。这一血腥事件拉开了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序幕。1967年2月11日，我们家乡两派群众组织也爆发了激烈的武斗。最初的武斗，两派武斗都还是用拳头、石头、棍棒……后来慢慢发展到真枪实弹。再后来，由于支“左”部队的介入，武斗越来越惨烈，越来越血腥。
1967年7月27日，江青在对河南省造反派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给血腥的杀戮披上了合法外衣。江青“文攻武卫”的讲话在上海文汇报刊载之后，反响极为强烈，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有的地方造反派甚至动用了坦克、大炮……据有关资料，单次武斗最惨烈的四川泸州一仗，死亡2000余人，伤及8000多人(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据王年一先生的《“文化大革命”述评》“有说约773万，有说在200万以上”(1984年10月20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1978年12月13日，也有领导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见《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其实，没有人知道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的家乡虽然是个小地方，两派武斗也非常惨烈。1967年9月9日一天死亡近10人，一半古城被大火烧为一片瓦砾，两个中层干部(宣传部长和教育局长)被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在武斗中，我的一个学长(高三学生)被另一派抓住后活活打死。我们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时，身上被粗绳捆着，眼睛用布蒙着，颈骨被打断，头颅掉落，嘴巴张开有10多公分……
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描写了国人“引颈”围观“砍头”的情景，那个时代的国人只是“麻木、冷漠”的看客。到了“文革”，国人“觉悟”已经大不相同，即使是普通百姓，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着高度的“革命警觉性”，发现“可疑之人”就会立即报告……在我们家乡，有的死难者其实只是为了逃避“战乱”到农村“求生”的无辜群众，结果仅仅因为被怀疑是“不同观点”，也被残忍地打死了。
“文攻武卫”是建国以后发生的全国性战争，是“和平”时期最残酷的“人民战争”。它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内战”，“以死相搏”的两派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可怜数百万年轻的生命，就死于为了“同一个领袖”的“内战”。更可悲的是，在他们死后，竟然还要被“鞭尸”，墓地被掘，尸骨被弃……他们真的很冤，无论是“革命左派”，还是“保守派”，最后都成了“历史的罪人”。
“文攻武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情的“战争”。或许将来有一天，这一段“战事”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旷古奇闻”。
“知青上山下乡”——红卫兵的报应
1968年9月，“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夺权大功告成。10月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国家主席被“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背景。如同所有的历史故事一样，“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在《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欢呼声中，红卫兵运动走到了尽头。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新建立的各级“革命政权”首先把矛头对准了“红卫兵”，各地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很快成立。一夜之间，学生头上“革命小将”的光环散尽，他们成了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这种结果是他们原初不曾想到的。“最高指示”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大家都蒙了。毛主席不是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为什么还要让“革命小将”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呢？
1969年4月下旬，我们家乡的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300多知青，有9人报名去了黑龙江，其他人都没有报名。直到1970年春节，一支边知青返回后，被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判刑，其他人才开始报名……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报的名，下乡插队时间是1970年4月15日。我说这个情况是想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大家都是“自愿”的。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是主动报名，他们主动也是有原因的，有的因为家庭出身、有的想改变环境……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被迫无奈的。
知青所受的苦难很难用文字描述。1978年10月，云南西双版纳上海女知青“难产”死亡事件成了知青返城运动的导火索，数千知青抬尸游行，举行大罢工，成立“北上请愿团”，发表“北上宣言”……返城浪潮席卷了祖国的西南边陲，绝食卧轨，致使贵阳到昆明铁路线中断。与此同时，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各地的知青也纷纷起事……很多年后再读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文字，当看到几百名知青集体跪倒在中央调查组面前放声大哭的一幕，仍然禁不住潸然泪下。
1979年1月，国务院批转知青办文件，允许知青办理病退、困退回城……至此，历时十年的知青运动终于宣告结束。1700多万知青终于回到了城里，但是，还有很多人已经再也回不了家了……在我们家乡也有多名知青死于非难。1971年端午节，一位女知青在绝望中投江自尽；1972年7月，与我在一个公社插队的高中同班同学割喉自杀，还有多名知青死于其它事故……
作为知青，虽然知道这些情况，但看到《知青博物馆》提供的数字时，我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仅仅在1974至1979年的6年间，就有25690知青殒命他乡。
有人把“知青运动”说成是毛主席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其实真相并非如此。事实上，到了1968年，红卫兵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1700万学生是一个巨大群体，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店不要人……如何安置这么多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没有地方能够容纳他们。学生何处去？唯有农村“广阔天地”。
知青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只要看看当时党报所说的话，就能明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是为了什么？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篇社论说了大实话，在完成“革命”大任后的红卫兵们，已经成了在城里“吃闲饭”的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负担。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结果。“咎由自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惩罚。
大结局的启示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是判断文革是非的关键。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有什么标准？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记得只要是领导干部，就是“走资派”。
文革之初，从中央到地方揪出了一大批领导干部。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等一批中央领导到省委书记，一直到地、县委书记，直至各个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人，几乎无一能够幸免。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后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几乎又都被“解放”了，他们又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掌管了各级“革委会”大权。他们是“走资派”吗？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要说是“解放”呢？他们是被“冤枉”的吗？如果不是，那么起初为什么要打倒他们呢？从革命领导干部到走资派，再由走资派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文革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刚刚坐稳江山，又遇风云突变，人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
文革之初，被打倒的两个最大的“走资派”，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邓小平。可邓小平是毛主席把他“解放”的，如果他是走资派，那么，毛主席又为什么把他“解放”出来呢？文革中真正被打倒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文革结束之后，刘少奇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文革所谓的“走资派”，其实就是一个天大的冤案。
文革确实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超过上亿人参与，规模史无前例；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不准读书，史无前例；“破四旧”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文攻武卫”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也是史无前例……虽说有很多史无前例，但结局却只说明了一个浅显至简、亘古不变的真理——“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最流行的口号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其实，自古以来，造反是要被“杀头”的，革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文革初期，全国最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后来无一不是“阶下囚”；文革中最著名的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也都个个身陷囹圄；还有全国各地进入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领袖们，最后也一个个锒铛入狱，有的甚至走上了断头台……“黄粱一梦”，文革跟他们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一夜之间，登上人生巅峰；顷刻间，又遭万劫不复……
文革结局诠释了什么叫“恶有恶报”。曾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作为“法定”革命接班人的副主席林彪，虽红极一时，结果还是“狼狈逃窜”，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大沙漠；文革中臭名昭著的“谋臣”陈伯达、康生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最不可一世的“女皇”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阴谋集团，最后也难逃覆灭的命运。
“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台；甚荒唐，到头来竟没有一个好下场”， 文革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闹剧。
关于文革的反思
在写此文时，有人问我：“是什么样的‘无知’可以让十几、二十几岁的学生变得如此凶狠残忍？”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文革不仅仅是学生运动，学生只有1700万，而参与文革运动的有数亿人之众。“泥鳅翻不起大浪”，如果没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解放军将士，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参与，仅仅只有学生，绝不可能会有席卷全国的“惊涛骇浪”，更不可能会造成“翻天覆地”的后果……
学生确实是无知的，无知是因为接受的教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但“大人们”却不一样，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经验、有阅历的群体。他们如此凶狠残忍，难道也是“无知”？“无知”显然不是人性扭曲的原因。有那么多人参与的运动，一定是我们民族的问题。
你相信“万岁”吗？但我们天天都在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你相信“句句是真理”吗？但我们每天都在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要“三呼万岁”？为什么要推崇“个人迷信”？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出了问题。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君权神授”、“君君臣臣”，“权力崇拜”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
毛主席有一段坦诚的讲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又取得了伟大胜利，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如日中天。与此同时，毛主席的骄傲情绪也开始滋长。毛主席的话“语出惊人”，显示了伟人气魄，也显露了他骨子里的帝王思想。
在文革之前，没有人对毛主席的“秦始皇”之说有任何异议，反而是人人为之拍手叫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不仅仅只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文化，还有兵家的“三十六计”，杂家的“权谋之术”……见风使舵，明哲保身，投其所好，逆来顺受，我们的文化有着太多的奴性。读当代大诗人郭沫若的文革小诗，确实感慨颇多。
文革期间，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个人崇拜”之风登峰造极；“活学活用”，“三忠于”，“四无限”，效忠狂热犹如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个人崇拜”一旦疯狂，一定会成为灾难。只要看今日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能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无知”让人们变得如此“凶残”？
悲剧告诉我们，领袖的“个人崇拜”是多么危险，民主和法制是多么重要。如果当时还有一点民主和法制，我们国家就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文革悲剧的发生有着诸多原因，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自身肌体的原因。我们的权力缺乏监督的机制，而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专断独行，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必然会产生腐败。“专断独行”和“个人崇拜”也是一种腐败。
我们的国家需要民主和法制，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过，“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悲剧就会重现”。这话不是“危言耸听”。
关于文革的争论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很多人在回顾文革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句名言。其实，中国先哲的成语更经典精辟，“物极必反”，“多难兴邦”。
最近这些年来，有些人提出要肯定文革的积极意义。在我看来，文革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这场灾难让我们党、我们国家看到了自身的问题，主动纠正错误，避免了灾难再次发生。我一直这么认为：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党不可能那么快“平反冤假错案”，也不可能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党不可能会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的国家也不可能有日后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党更不可能会破除“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我们的国家也不可能一步一步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国家恐怕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如此伟大的复兴。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开始的“拨乱反正”，我们国家迎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时期。没有1976年，我们的祖国就没有今天。
但是由于文革贻害，我们国家的今天仍然也存在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四十年来，虽然祖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却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贪腐盛行，世风败坏……虽然我不赞同把今日社会所存的所有问题全部归咎于文革，但很多问题都确实与文革有关。文革摧毁了我们民族的道德支柱，“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已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极其严重的问题。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不可“同日而语”，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读过许多要求“重新评价文革”的文章，我读出的大多是对社会严重不公的不满，对政府官员严重腐败的不满，其实，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怀念文革，而是怀念老一辈革命家的“两袖清风”。当然确实也有一些别有居心的人，他们希望文革能够再次上演，希望我们的国家陷入大乱，经济崩溃……但是，无论这些舆论有多汹涌，它们都无法卷起大浪。因为在滚滚而去的时代大潮中，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涡流。
关于文革的争论还将继续。只要我们的社会存在不公，只要我们的干部存在腐败，这种争论就一定会存在。我们要允许受难者诅咒文革，也要允许获益者怀念文革；要允许亲历者质疑文革，也要允许持不同政见者歌颂文革……写到这里，我总是会想起在文革中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被枪决的遇罗克、张志新……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很赞同这样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争论的存在，正说明了我们国家的进步。
虽然我也相信，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不一定就是对文革的最终“盖棺论定”，但我坚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结论。我们不能苛求1978年。我相信，随着日后文革文件的解密，很多不为人知的真相将会“大白于天下”，真相定会把文革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这一天，但对此，我毫不怀疑。
结束语
马德里近郊有一个著名景点叫“死难者谷”(Valle de Los Caidos)。在那片风光旖旎的山谷里，埋葬着在西班牙内战(1936年——1939年)中死亡的4万多具将士遗骸，其中有弗朗哥的长枪党人，也有共和党人。据说当年建造“死难者谷”的目的是为了“宣扬和解，抚平伤痛”。虽然有人对“死难者谷”持有异议，但“死难者谷”确实起到了“警示”作用，它让人们记住了西班牙的一段历史，记住了“内战”给西班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
我也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在我们国家的某一个地方，也能建一座“文革死难者谷”。不论职务高低，不分“阶级”，也不分派别，只要是文革的死难者，统统都埋在一起，然后立一座巨大的墓碑，再刻上他们名字……我们要告诫我们的后人，世世代代都不要忘了中华民族这一段不幸历史，永远不要让“同胞相残”的悲剧再在我们国家重演。
岁月倥偬，五十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一幕一幕，仍恍若昨日。我作此文，是为了祭奠我们已逝的岁月，祭奠死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朋友，也为了祭奠文革所有的死难者！
201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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