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1月21日 11:17 来源：中国政策观察网
胡里奥•里奥斯
白宫易主，椭圆形办公室政策将有何变化，舆论拭目以待。有些人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即“中美不可避免地将陷入一场严重的意识形态及地缘战略的对抗，如果华盛顿想扭转其逐渐下降的国际地位，甚至试图挽救已处于致命危险中的西方正在崩溃的文明，将别无选择，只能从根上对中国政治体系进行破坏性的报复。笔者认为，约瑟夫·拜登另有选择，既择善而行。
美国近200名商界领袖4日在一封信件中签字，敦促国会于6日认证拜登的总统资格。这些商界领袖包括来自贝莱德公司、德勤公司、捷蓝航空公司和辉瑞公司的高管，不少高管来自《财富》500强企业，以及总部位于纽约的金融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经历6日晚示威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的罕见事件后，美国国会联席会议7日凌晨在历时近15个小时的会议后确认，拜登赢得306张选举人票，唐纳德·特朗普获得232张选举人票，拜登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为他的继任者拜登留下了一片雷区。《 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德逊学院的讲话以及2020年前中情局局长、现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讲话是这些对抗观念的主要脚本，不仅有悖于道德，还假借维护基本权益和价值观等，主张对中国进行持续的报复。在这份列表中，自然也少不了斯蒂芬·班农，他在特朗普政府初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把栽赃目标定为中国，任何灾祸的责任都归咎于中国，其中自然而然地也包括新冠病毒传染的责任，还寡廉鲜耻地要求赔偿。他们还说，美国不能再回到特朗普时代之前的两党轮流执政时期。但是，这不应是拜登的选择。
首先，回顾特朗普总统的4年任期，无善可陈。向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及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措施均告失败。特朗普以为，征收高关税可以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给美国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结果并未如此。恰恰相反，中国在此期间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距离。
其次，美国前外交官、汉学家、研究人员等社会知名人士，包括令人敬佩的、近日逝世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英文名埃兹拉·沃格尔)于2019年7月3日发表了一封致特朗普和美国国会的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明确敦促采取对话态度。他们直截了当地在信中指出：“中国不是敌人”。这正是应有的选择。
他们在信中建议，应该更好地了解和剖析中国的意图、目标和做法，还建议加强美国作为第三方榜样的能力，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而不是采取适得其反的战略，阻碍中国融入这个世界。 这是合理的和符合逻辑的路线图。希望美国新政府能够执行这个路线图。
第三，应时刻牢记全球议程需要共享管理，从气候变化到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的挑战，从裁军到减贫等议题，事关人类的命运和前途，需要协商解决。任何使世界卷入新的紧张局势的做法，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曾有人建议拜登采取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在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等挑战上做文章，与美国的盟友密切合作来遏制中国，而不是像特朗普总统主张的那样采取“硬遏制”的办法。 还有人提出，把人权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提到议事日程上。
甚至还提出让全球两大经济体在某种程度上“脱钩”。 特朗普似乎打算的是近乎全面的脱离，而拜登可能将他视野限定在特定的经济领域，例如高科技等。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甚至欧盟可能会考虑改变对华战略，但仍将与华盛顿或多或少地保持一致性。
事实是，中国既不想对抗，也没有统治世界的想法。但中国要求拥有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并承认其“大国”的地位。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强加给中国任何其他东西。中国必须平稳自然地融入到国际社会。那里有其应有的位置。
反之，一味追求压制对方，最终只能导致敌视和对抗。唯一的可靠方法是合作与对话，承认分歧，而且这些分歧也确实存在，而且还不小，不仅是近期的产物，也是历史和文化轨迹的产物，但存在即有其合法性。
因此，美国政府换届，政策也应有所改变，探索共同点，在相互尊重、宽容忍让和富有远见卓识的基础上解决那些并不简单的分歧。
全球治理本身就要求创新。这几年我们经历的对抗让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伤害。建设性的方法可以规避更大的风险，而特朗普主义方法的捍卫者不会这样认为。
最后的决定权在拜登这里。但这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问题。 其他国家在21世纪的政治进程中负有特殊责任。欧盟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应该为此努力。西班牙作为这个核心的一部分应主张采取一个建设性的战略。
现在，美国的“国会大厦事件”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两个事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政治力量的对比，是体制信心的展示，是更加坚定走政治、经济和社会自主发展道路的机会。拒绝西方发展模式不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经验性和常识性的问题，对此，基于文化视角，中国社会对此理解得更好。
未来几年的美国将是艰难的。 拜登不仅需要恢复与盟友们的关系，而且还需要极大地关注内政，抚平业已存在的严重的社会裂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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