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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福门陈氏家族:爱国济世之风一脉相承

2019年09月24日 11:51 来源:文/施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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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陈氏后人王绍基在故宫瞻仰了十六个金编钟的真迹 

(原载《温州人》2019年第一期;连载《世界温州人》2019年第一期和第二期)
 
  一个家族能够穿越六百余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总有他们的道理,陈氏家族“以天下之任为己任”和不论在什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永不放弃“读书,再读书!”的家风,也许就是这个家族历经沧桑磨难而长盛不衰的理由所在。

《温州人》2019第一期
《温州人》2019第一期

《世界温州人》2019第一期 至 第二期

建国70周年之际陈氏家人又被授勋

  信河街飞鹏巷98号是马孟容、马公愚艺术馆,但是你可能不了解这曾经是温州辛亥革命元老陈守庸的故居。98号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青筒瓦、四坡顶、清水砖墙,建筑分门台、主楼、花园、附楼等部分。所有的窗户都分三层:内为玻璃窗,中为纱窗,外为百叶木窗。庭院中有仙桃形、八边形的花坛,花园里种着雪松、芭蕉、蜡梅等植物。据说,洋楼所有建材都是陈守庸亲自选择好,从上海运过来。

 

 飞鹏巷98号 陈守庸故居

 

陈氏的家世,要从其先祖、平阳金乡卫的守臣陈忠公说起。

 

  金乡第四巷陈氏始迁祖为陈忠,原名“九六公”,江苏丹徒人,原本为业儒,一生饱读诗书。因遭遇世变,投笔从戎。《陈氏宗谱》记载,陈忠忠诚勇猛,屡建战功,被封为襄阳伯,世代袭荫。后因生性耿直忤帝,被谪职到金山卫,任指挥使。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起兵,破南京。惠帝死,燕王即位,史称明成祖。因陈忠不愿堕节,再被贬谪为金乡卫总旗,卜居于金乡城之南。

  陈忠入金乡后单传一子,名觉真。觉真生至刚,至刚生轩,祖孙三代都是贡生,陈氏宗谱中称其为“岁进士”。到了第四世轩公,生四子:涌、洪、潮、济,陈氏不再单传,于是分成三房(长子涌早亡)。自此,金乡第四巷陈氏繁衍生息,子孙日众。其子孙在科场得名的喜讯频频临门,在金乡各大卫族中,金乡第四巷陈氏脱颖而出。

  据《陈氏宗谱》记载,单单从五世分三房开始到十一世,其间入黉宫者有48人,举廉者3人,入贡选者18人,入仕为县令者1人,为儒学教育训导官者3人,授武职官的武德将军、怀远将军者2人。

  宗谱的名人传中,留有多位让宗亲引以为傲的人物事迹。

  陈寅(?—1621),字宾畅,其祖父任金乡卫中所百户,入卫籍。明万历年初,袭百户职,任金磐把总。因抗倭有功,晋升为督标左营游击将军,后任贵州总兵。

  在金乡吴衙街创办“同春酱园”的陈陶庵(1892—1941)、陈荣斌(1891—1966)、陈荣经(1884—1947),是上世纪闻名江南的企业家。同春酱园生产的“甘露酱油”,在1938年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金奖。

  还有“取古时特效良方,精制丸散,以助施治。遇贫匮无力者,则舍助药品,不取值焉,故尤为乡人信奉”的名医仲贤公。

  仲贤公的儿子陈翔华是我国著名文史学家,担任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研究员。陈教授倾力研究三国,单是有关三国的研究论文就达150多篇,是我国《三国演义》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

  陈氏第四巷第十五世“启”字辈的耀卿公,名崇鼎,是七个兄弟中最小,在温州小高桥开米行,字号为“陈七房”。耀卿公的故居在落霞镇塔下六号,即今天的温州市区松台山八角井至来福门一块,这座三退大宅紧贴红极百年的曾宅花园,原是曾家为出嫁女儿所盖。

 

  耀卿公有五子一女。五个儿子的谱名依次为:亦谟(励任)、亦鸾(云舟)、亦燃(禹门)、亦常(守庸)、亦侯(承遵)。辛亥革命时期,在温州史册上留名的陈守庸、陈云舟、陈禹门,还有故宫博物院的金编钟的保护者陈亦侯,都是金乡第四巷陈氏第十六世“翼”字辈孙。

  陈守庸(1882—1966)在陈家兄弟中排行老四。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一毕业就被温中校长刘绍宽先生以每月一百二十银圆的高薪聘请到温州中学任英文主任教员。

 

 陈守庸

 

  然而在《温中百年》的“温中百年史事纪要”中还有一条:宣统三年(1911)11月5日,校长刘绍宽、黄式苏和教师刘项宣、陈守庸等12人秘密开会,响应辛亥革命,研究光复温州的筹备工作。

  辛亥革命爆发,陈守庸与其哥哥陈禹门及当时的革命志士黄颂英(留学日本,曾在宁波任浙江陆军第八十三标排长兼全标体操总教习)、姚养吾(曾任两广军火制造局代办)等人率先在温州怡园(曾宅花园)成立光复会义勇军(民团),响应温州的光复革命。义勇军通过交涉,向警署借来枪支,分班上街巡逻,为稳定当时温州局势而作努力。陈守庸还与义勇军队员一起,前往道署,将全部银库封存,又借大哥陈励任之力向钱庄借款,垫付本城光复活动的经费。

 

 淞滨六影,左二为陈守庸

 

  辛亥革命温州军政分府成立时,陈守庸被徐定超任命为温州军政分府交涉部副部长(《温州文史资料》创刊号第118页)。

  中华民国成立,陈守庸曾任温州盐务稽核所收税官,后调任四川五通桥盐务分所经理。因为陈守庸忠于职守,清廉执政,才能出众,不久调升到北京盐务总局任秘书长,后又调任东三省盐务总监。1928年北伐成功,张学良仍雄踞关外,曾截留了应上邀的八百万银圆的盐税款,北京盐务总署无可奈何,特派陈守庸前往交涉,经陈的一番努力,终将全部税款追回。陈守庸的才能更受各方赞赏。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守庸的圣约翰大学同窗刘鸿生(时任上海招商局总经理)特聘陈守庸到汉口招商分局(属二等局)任经理,月薪有七八百银圆,但陈守庸却选择回家乡,任温州招商分局(属三等局)任经理,月薪只三百银圆。陈守庸到任后,温州殷商豪绅纷纷推荐亲友前来要求陈守庸提携,都被他一一婉拒。他认为办公人员要“精简”,以免多耗公费。

  陈守庸精通英文,曾支持帮助温州著名民族企业家吴百亨打赢了与英国“英瑞公司”“商标之争”的国际官司,为振兴温州地方民族企业立下汗马功劳。

  抗战期间,陈守庸的温中学生梅思平在南京的汪伪政府任职,他多次致电陈守庸,请他出山,并许以高官厚禄,都被陈守庸断然拒绝。后梅思平又千方百计邀请陈守庸才能出众的儿子陈俊良去南京伪政府任职,同样被陈守庸严辞回驳。

  陈守庸晚年闲居在温州和上海之间,但对地方公益事业仍保持一份热心,与众乡贤倾力共襄事成。如1947年温州普华电灯公司设备需更新,陈守庸特从上海美国救济总署为普华公司购到1700匹马力的发电机。因为资金短缺,昂贵的运费无力支付,陈守庸又出面四处奔走,说服在沪的温州同乡赞助,终于解决困难,让先进设备在温州顺利安装,使万家灯火的局面得以恢复。

  晚年,陈守庸居家撰写诸多珍贵的温州文史资料。如《我所认识的孙诒让先生》、《辛亥革命四十周年回忆录》等。1961年浙江省举行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陈守庸作为还健在的辛亥革命元老,受邀赴杭州参加盛会。

  陈亦侯(1886—1970)是陈家兄弟中老五,故人们称其“陈五爷”。曾在京师译学馆学习外文,毕业后在湖南师范学堂任教英文。1912年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927年应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邀请,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1929年调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后任分行经理、天津银行同业会会长,兼开滦矿务局董事和恒源纱厂董事。

 

  陈亦侯(一排左二)与家人合影

 

  陈亦侯人生最出彩的是他冒死保护金编钟的故事。

  1922年,溥仪娶婉容,婚礼排场大,却没有钱,皇帝将清宫珍藏的贡品金编钟一套十六件和一些珍藏作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四十万。到期后,溥仪无力偿还,这些文物就留在了银行。因为时局动荡,1932年,金编钟被运送到英租界的天津盐业分行银库内。总经理吴鼎昌将国宝的保护工作交给了他信任的陈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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